“人类有多么美！啊！美丽的新世界，有这样的人在里头！” ——《暴风雨》第五场第一幕 威廉-莎士比亚
人的社会化是天然存在。社会化不仅是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将人训练，或者“规训”成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的过程，有时候我们将其美化为教育，但实际上却承担了规范和筛选的两重重要职责。早在神话时代，罗慕路斯和雷慕斯的狼孩传说就展现了人类对于游离在社会之外的社会成员的排斥和恐惧。在启蒙运动时期，狼孩的形象被启蒙思想家赋予各种浪漫化的意义，他们认为最为纯朴的人是没有被社会规训过的人，因此狼孩们的心灵正是最为质朴的，他们说的是一种人类无法理解的原始语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必然也是最为纯洁和神圣的。而后在20世纪，狼孩的形象再一次反转，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的主角约翰。作为主角的约翰非但不是寻常意义上的野蛮和无知，反而经常引用《圣经》和《莎士比亚全集》中的句子，并且仅根据自己的理解创造了一种自己的宗教。可以看出来，狼孩的形象从受人畏惧的被诅咒者，到完美造物的人偶和神使，再到离群索居的叛逆者，某种程度上距离“社会“越来越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应了时代的社会的形态以及社会对个人期待的不同。在农业的群居社会，离群者是可怕的，因为离群者可能会引来野兽，可能会带来外乡人，陌生意味着神秘，意味着危险，这一切都可能动摇一个集团的脆弱的平衡，因此人们畏惧离群者；在启蒙主义时代，离群者通常是被放逐或者自我放逐的，他们是一个社会中最有智慧和思想的人，同时具有着创造性的想法和贯彻想法的惊人行动力，因此人们羡慕着离群者；而在《美丽新世界》中预言的未来社会，什么都不剩了，社会化的人退化成了工蚁，情绪，情感和思考都不复存在，个人的价值不再被重视，除了享乐和消费之外不再有其他的活动，而狼孩反而成了最有人性的一个，成为了新世界文明的墓碑。
在上述几个故事中，社会和人仿佛是天然对立的，不存在个性的社会人，有的只是社会化的人或者没有社会化的人。即使是现代社会追求个性，追求的也是社会体系下的个性，消费的只是社会生产的符号而已，而人从出生起来就没有脱离社会来从事生产活动的可能性，因此狼孩在逻辑上就无法存在。这就构成了一个悖论：人的主体性只有在脱离社会时才能够发挥，而社会却构成了人全部的客体性，因此追求主体性的人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得偿所愿的。人的主体性就像卡夫卡笔下森严，破败的城堡，人人都得以望见和唾手可得，却永远无法进门一探究竟。因为实际上城堡外才是现实的世界和社会，而城堡仅仅是立在那里而已。这种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我们又将其称之为现代性。
自从历史的车轮碾过一个个陈旧腐朽的封建帝国，进入19世纪以后，人们的生活以前从未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伴随着响彻四方的咆哮，蒸汽机和铁路第一次登上了世界舞台，大量的农村人口因为各种原因迁移到城市，资本家和外交家将电力送到每一个他们目之所及的地方，灵感的火花甚至飞向天空和海底，诞生了一系列天才的构想和发明。但与之相同的时代，是街道上饥肠辘辘的失业者，是被轰鸣的机器轧断手指的童工，是过度工作几十小时没有得到休息的工人。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飞速膨胀，带来了社会经济更加深度的结构化，然而在一瞬间仿佛什么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了，人的时间的价格是工资，资本的价格是利息，土地的价格是地租，失去器官的风险的价格是风险溢价，古典经济学将一切都标上价格，并将人还原为最为冷峻，陌生和无情的理性人。社会将人置于一个个单元内，并像新生的猪崽一样给他们标上价格：美丽的脸庞，适合做销售员，值五十美元；聪明的大脑，适合做研究，值一百五十美元。在一瞬间，人的使命好像从生下来就能被决定好，而无法变现的个性也一下子分文不值。人的价值成为了未来收入总和的折旧，而那些找不到工作或者不愿工作的狼孩们则被视为社会的失败者和异类。
当然，狼孩们并非无意对社会发起反叛，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尼科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拉斯柯尼科夫聪明敏锐，心地善良，性格高傲，孤独忧郁，并且坚信自己的特殊性。作为为数不多在当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常年的规训在他的身上产生了奇妙的叛逆效果。他身上埋藏的主体性一直以来被严重地压抑着，而在他看到理想和现实的剧烈反差以后，用一种最为极端的方式爆发了出来。陀氏细致的心理描写，联系到悲惨，昏暗和动荡的社会现实，恰巧构成一对关于狼孩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美寓言。恰如其分的，主动反叛的狼孩会被社会碾的渣都不剩。
卡夫卡的《变形记》则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主人公萨姆沙在一家公司担任旅行推销员，辛苦地支撑着家庭。然而一场突然的变故使得他变成了臭虫，一家人一反之前对他的尊敬态度，逐渐显现出冷漠、嫌弃、憎恶的面孔。父亲恶狠狠地用苹果打他，母亲吓得晕倒，妹妹厌弃他。渐渐地，萨姆沙远离了社会，最后孤独痛苦地在饥饿中默默地死去。在这个故事中，卡夫卡运用了隐喻的手法，并非主动选择成为狼孩的萨姆沙遭遇到的其实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对于人的客体性的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失业。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下，失业不但代表着失去经济来源，身份从供养者到被供养者的转变，更加意味着对于失业者人格尊严和社会价值的全面否定。卡夫卡用最为辛辣和悲愤的笔法描写了这样一个事实——失业者在别人眼里连臭虫都不如，应该在孤独和饥饿中痛苦地死去。这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和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更是资本主义社会将人们的意识改造成最适合它的形态——试想一个人人都不在意就业或者失业的物质极大化的乌托邦，个体性得到充足的释放，那也就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介入的土壤了。
最后，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那句台词。在莎士比亚的喜剧剧本《暴风雨》的最后一幕，女主角米兰达惊诧于眼前的奇迹，并由衷地从心底发出了对于人类的赞美和对于美好世界的幻想。作为狼孩的米兰特实际上在孤岛上长大，所知的只有他的魔法师父亲，奴隶和鬼魂，因此这句台词其实往往被解读为反讽的意味，这也是为什么赫胥黎会将《美丽新世界》作为他的传世名作的标题。然而，就我的理解而言，女主角在说出这句话时并非以嘲讽的语气，而是真诚地抱着对于人类社会持续进步的赞美和期许。合理的社会或许意外地会是一个狼孩们的温柔乡，会是一个狼孩们发自内心向往的社会，会是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和狼孩们共存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