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中国当代人的伦理就不得不提马克思韦伯另一本宗教社会学著作《儒教与道教》。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对中国社会的分析鞭辟入里，提出了很多有意义，有价值的观点，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对中国的当代社会有所启发。
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提到的第一个点是中国与西方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倾向上的异同。中国古代的货币因浇铸而非压制因此易于仿制，但关键在于重量成色参差不齐，因此政府往往没有明确而可行的铸币标准。而欧洲古代的铸币则相反，往往成色足而易于通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会成立以后互相监督流通货币以及各小国之间铸币竞争的结果，商业共和国，如威尼斯，热那亚以及汉萨同盟的存在也使得货币的浇筑技术存在一定竞争而得以提高。这是中国的政府与西方政府在财政制度上的决定性不同。中国的政府不存在提高货币铸造技术的激励，对于一部分仿制货币的犯罪者也只要通过严峻的刑罚就可以大部分结局。中国后期商业公会的成立虽然有了关于银子成色及价值的一套体系，但是始终没有铸出银币。在这个方面，中国的货币财政系统更类似于罗马帝国基督化以后的情况。随着封建帝国晚期的财政危机，接踵而至的是货币成色的不断下降和兑换制度的混乱，铸币价值变化过大导致制定预算也成为不可能，私铸货币/以物换物现象逐渐从控制力薄弱的边疆向内地渗透，财政危机导致中央政府更加横征暴敛，无限制的专制权力让平民苦不堪言，附加上军队的哗变，成为一个个封建王朝凋零前的先兆。
韦伯提到的第二点是中国与西方在体系与制度的差异。他说中国缺乏西方那样自由的，通过协作来调节的商业和手工业的稳固的得到公认的可信赖的法律体系，市民阶级与贵族阶级不是协作关系而是从属关系。因为中国城市与行会不具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因此没有话事权，资本主义难以发展。早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市民阶级构成了士兵的基础，而元老院则构成了军事领导阶层的基础。在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历史当中，军队哗变屡见不见，市民们都知道自己是为何而战，为谁而战。但中国自从秦统一后，全国的兵源几乎都是由农民构成的，因此在这个角度上，皇帝更像是大庄园主，而士兵则是庄园主的私兵。
另一方面，中国的哲学缺乏西方法律学所具有的形式性的特点，也缺乏伊斯兰，印度哲学的决疑性的特点，中国哲学没有发展出烦琐哲学，是因为中国哲学并未从事专门的逻辑学研究，从未走出经书，缺乏辩证性，因而无法走向实用性，中国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却又是实践而务实的。西方现代法律的理性化是两股同时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一是资本主义的力量，它关注严格的形式法与司法程序，倾向于让法律在一种可计算的状态下运作，二是专制国家权力的官僚理性主义，它关心系统的制订法典并使法律趋于一致，并将法律交给一个力争公平，受过合理训练的官僚体系来运作，两者缺一不可。而缺少逻辑学研究与合适土壤的中国，不但产生不了系统，公平的理性司法系统，连形式的法学都无法发展，更不要说一直被轻视的商业所恪守的规条。中国哲学所推崇的“境界”这个概念完全是理性的相反面，它无法归纳出一个系统完备的体系，全靠个人的感悟，这是不可复制难以传授的方式，这直接导致了很多工艺的失传和众多领域的难以推进。科举考试制度在这一基础上，又进一步扼杀了自然科学进步的动力。
至于制度，韦伯一针见血的指出指出商鞅采用法家制度是农场庄园领主制度克星，这点非常重要，历朝历代都是外用儒家内杂霸王术，商公制度实行两千多年，因而农场庄园领主制从未兴盛，而真正扼住资本主义咽喉的是氏族家长制和家产制国家的事实，因为在纯家产制国家中，货币经济非但没有削弱传统主义，反而强化了它，因为货币经济与俸禄结合以后，为决定作用的阶级提供了特殊的得利机会，使他们产生坐收红利的思想，从而拼命维护自己阶级的特权，从而维护了传统，直接导致僵化，家产制的国家具有典型意义的不是理性的经济活动而是掠夺性的官僚资本主义，不但控制财富的积累，更控制着土地的积累，氏族制度阻碍劳动纪律与自由市场必然导致的劳动淘汰，最大的阻力来自目不识丁却地位崇高的氏族老者。而一个处于绝对权力地位，并垄断官方教士功能的家产制官僚阶层，除了保持一种注重典籍的传统主义的心态外，别无其他选择，只有典籍神圣性本身可保证支撑官僚系统之地位的秩序合法性，因此，官僚体系就必须限制它本身的理性主义。
韦伯提到的最后一个点是社会秩序和社会意识上的不同，这一点基本被呈现为儒教/道教和西方宗教在伦理学上的不同。首先，儒教缺少救赎宗教那种井井有条指引生活的中心力量，是因为儒教的重心并非采用来世的说法来为现世提供慰藉，而是为上位者提供统治的合法性。但同时，儒家不反对祭天等宗教习俗，是因为它们已经是传统的一部分，而儒家不会做任何危害传统从而动摇自身合法性的事情，因此儒家根本不打算在伦理上使现在既有的宗教信仰理性化，而道家信仰背离了孝道，破坏了传统，所以儒道不两立的观点很有趣也很实际。儒教力主培养全才，从君子六艺就可以看出，而把实用性技能斥为杂役，与西方哲学家如柏拉图那种职业观点截然相反。儒教社会中的上位者往往文武双全，琴棋书画无所不能；而在西方社会下的上位者往往崇尚的是骑士和贵族精神，这种精神一方面是侍奉上帝，一方面则是崇尚工作和天职。儒家统治下的政府对宗教信仰采取克制的容忍态度是因为佛教与道教都存在安抚人心的作用。反过来说，因为大多数人民生活没有希望，死气沉沉的苟活，所以才需要宗教做寄托，希望自己今生来世会有好结果，这实际上是个完美的配搭，只是这个配搭需要人民思想简单愚蠢，因此愚民政策越彻底，宗教效果越好。而在道教中，老子认为至福是一种心神的状态，是一种神秘的合一，而不是像西方禁欲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需要通过积极行动来验证的恩赐，老子的神秘主义对外界产生影响时，不是以理性的方式，而仅是以心理学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