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读书札记（编年整合版）
从经院余晖到意大利战场，再到风暴前夜
这份笔记依据《文明的故事·第六卷：宗教改革》的叙事线索，按时间顺序把零散问题“串场”：先是经院与先声改革，再入意大利诸邦的权力与文化，再接教廷—法西王权的角力，最终抵达宗教改革的门槛。
13—14世纪：经院的张力与“先声改革”
邓斯·司各特（John Duns Scotus, 1266–1308）对中世纪理性自信提出“温和的纠偏”。他强调意志的优先性：上帝的自由意志不受人类理性框架拘束；在人那里，自由意志可越出理性结论。许多信仰核心（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属于理性不可穷尽的奥秘。这不是反理性，而是为理性“划界”。
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 c.1330–1384）把批评推向制度层面：
- 圣经至上，反对教皇至上；推动母语圣经；
- 倾向否定化质说（把圣餐视为象征）；
- 主张世俗权力可制衡腐败教会。 他更像“理论家的先声”。
扬·胡斯（Jan Hus, c.1372–1415）受其启发而务实化：
- 依旧强调圣经权威与反腐，但接受化质说，主张平信徒领酒；
- 更多依靠民众与大学讲坛，而非倚重王公。 胡斯被焚于康斯坦茨大公会议（1415），引发胡斯战争，把宗教批判与民族诉求绑在一起。
小结：司各特为“理性—信仰”划界；威克里夫提供激进的制度批评；胡斯把改革落到街头与讲坛。宗教改革的火种，已在中欧与英伦点燃。
15世纪上半：人文主义与“学者的无知”
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 1401–1464）以“学者的无知（docta ignorantia）”著称：有限理性永远只能逼近无限真理。他提倡以假设—校正的方式趋近真实，态度上与现代科学的“试错—校正”有亲缘性（虽与波普尔的证伪论相隔数百年、关怀不同）。
小结：经院末期的人文转向，不是对理性的放弃，而是以谦卑与启发式方法重估理性。
15世纪中叶：世俗赞助与文化双面
西吉斯蒙德·马拉泰斯塔（1417–1468）是雇佣军领主与人文赞助人的“合体”：
- 在里米尼塑造马拉泰斯塔神殿（Alberti 设计，Piero 壁画），将古典审美与个人权力象征捆绑；
- 以残酷与开除教籍闻名，又以扶持艺术与学者著称。 文艺复兴的政治人物，常是暴力与文化的矛盾体。
1450年代起：米兰斯福尔扎的兴起与更替
- 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1401–1466）：以军功与联姻得米兰公爵位（1450），奠基斯福尔扎王朝。
- 加莱亚佐·玛利亚（Galeazzo Maria, 1444–1476）：弗朗西斯科长子，奢侈与暴政并行，被刺（1476）。
- 洛多维科·斯福尔扎（Ludovico “il Moro”, 1452–1508）：加莱亚佐之弟。侄子吉安·加莱亚佐年幼即位，洛多维科摄政，终成实控者（1494），重金赞助达·芬奇，使米兰成文艺复兴文化中心之一；后卷入意大利战争，为法军所擒（1500/1508卒）。
小结：米兰的荣耀与覆亡，折射雇佣军政治 + 外来干预的意大利结构性脆弱。
1423年前后：那不勒斯继承风波与阿方索五世
那不勒斯女王乔安娜二世（Joanna II）无嗣，继承多变：
- 一度选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为继承人与盟友（非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十一世），后觉其有夺权野心，转而改立安茹的勒内。
- 阿方索五世后并吞那不勒斯，奠定阿拉贡在意大利的势力。其家族脉络经胡安二世—费尔南多二世（天主教国王）—伊莎贝拉走向西班牙合一，并通过查理五世 / 斐迪南一世与哈布斯堡系发生后继关联（阿方索五世与日后皇帝斐迪南一世无直接同时代关系）。
小结：那不勒斯争夺把西、法、帝国牵入半岛，为此后的意大利战争设定棋盘。
15世纪后期：法国王权、博尔吉亚与意大利开局
路易十一（r.1461–1483）与亚历山大六世（教皇，r.1492–1503）无直接互动，但他所塑造的中央集权法国，为侄子路易十二与前王查理八世的意大利远征（1494 起）铺路。 亚历山大六世（罗德里戈·博尔吉亚）把教廷深度家族化，倚其子切萨雷·博尔吉亚经营教皇国版图，外交上与法王反覆联动。教廷的世俗化形象与权贵政治，成为后来宗教批判的把柄。
1503—1513：尤里乌斯二世对博尔吉亚路线的“反拨”
尤里乌斯二世（德拉·罗韦雷）与博尔吉亚积怨已深，上台后：
- 清剿切萨雷势力，重建教皇国版图；
- 以“战斗教皇”之姿亲征，追求教廷主权与领土的恢复；
- 调度同盟，力图让教廷摆脱被任何强国“挟持”。
1508—1510：康布雷同盟与教皇的转向
康布雷同盟（1508）由法王路易十二、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斐迪南二世、西班牙、教廷等结成，以遏制威尼斯为目标。
- 阿尼亚德洛（1509），法军重挫威尼斯，几近摧毁其陆上势力；
- 尤里乌斯二世起初拒绝接受威尼斯主动归还罗马涅、拉文纳等城——他要以武力收复来巩固教皇权威，并且不信威尼斯的“投诚”；同时还要维护同盟纪律。
- 但迅速意识到：同盟“过度胜利”＝教廷遭法/帝国控制。1510年他转而与威尼斯和解，随后另组神圣同盟，把矛头对准法国，重申教廷的独立与意大利的“均势”。
小结：尤里乌斯二世的政治直觉是：不要把教廷未来押在任何单一强权上。均势，就是生存。
思想尾声：理性、怀疑与改革的逻辑收束
把前述思想脉络收束起来：
- 司各特为理性划界，凸显意志与信仰维度；
- 库萨以“逼近式认识”强调有限理性的谦卑与开放；
- 威克里夫—胡斯把批判落地至圣经权威与教会腐败。
把政治脉络收束起来：
- 半岛诸邦的雇佣军政治与外来干涉，令教廷长期在主权—依附之间摇摆；
- 博尔吉亚的家族化教廷与意大利战争，损害了教会的道德威信；
- 尤里乌斯二世的军事与外交，虽重塑教皇国，却无力扭转欧洲内部更深的精神危机。
1517后的大爆发并非偶然：当思想上的怀疑与回归，遇上制度上的腐败与战事，民众与诸侯便需要一个新秩序、一个新正当性来源。宗教改革由此不再是神学争论，而是欧洲秩序重写。
尾声：读书法与时间线提示
- 若从人文—神学切入：司各特 → 威克里夫 → 胡斯 → 库萨是一条“理性自限—圣经回归—方法谦卑”的链条。
- 若从政治—地缘切入：斯福尔扎—马拉泰斯塔 → 那不勒斯继承（阿方索五世/勒内） → 博尔吉亚教廷 → 康布雷同盟/神圣同盟，是一张“权力—均势—形象坍塌”的地图。
两张图叠合，恰是《宗教改革》卷的底色：思想与权力在同一历史时间里彼此塑形。理解这层互动，宗教改革便不只是路德的一纸纲领，而是一个世纪慢慢汇聚的必然洪流。
